【经济学家茶座】党印：破解中国的“芯片难题”
2018年上半年，美国制裁中兴公司的芯片业务，使中国的芯片技术成为公众话题。公众忽然意识到，中国的芯片技术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，并且这种差距很难在短期内消除，这无疑是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难题。“芯片难题”可以概括为，需要长时间人力和财力投入，才可能取得成绩，并需要继续坚持不懈的投入，才可能保持持久的竞争力。
除了芯片，中国在新能源、药品等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上也存在类似难题。一时间，人们陷入沉思，近些年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也一直在加强技术创新，并推出诸多举措，投入巨额资金，为何至今这些关键技术领域仍受制于人？认识并解决此类难题，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。
无论是国家，还是企业，当前的技术水平取决于之前的技术积累、新增研发人员的数量和水平、新增研发资金的数量，以及一定的制度安排，用公式表示即At = At-1 F（L，K）。基于既有的技术积累和需求，中国高等教育每年培养了大量专门人才，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增加，各级政府促进技术创新的举措也日益完善，在以上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，中国各方面技术水平不断提高。解决“芯片难题”，同样需要立足于以上四方面，查漏补缺，调整完善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短短几十年内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在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的倡导下，全社会加强对新技术的研究和投入，技术积累逐年增加。但与此同时，其他国家的技术积累也并未停止，国家间的技术竞争一直存在，从而形成今天的双重局面，即中国在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已处于世界前列，但是仍有一些领域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。
研发人员是技术创新的执行者，更多、更优秀的研发人员是加快技术创新的必备条件。中国有14亿人，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，最不缺的就是人。按人类分布规律，高智商人的数量也很多，适合做研发的人也很多。只要更多的人参与技术创新活动，技术创新的水平必然会很高。然而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截止2016年底从事各类研发的人员仅388万，其中从事基础研究的仅28万，从事应用研究的有44万，其他316万全为试验发展人员。
研发人员总量很少，基础研究人员数量更少，凸显出中国技术创新的总体力量还很单薄。如果14亿人中有1%（即1400万人）从事研发活动，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将大不一样。如果要选出这1%，当然最好是智商最高的群体，问题是，如何将他们寻找出来，如果他们尚未从事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活动，如何吸引他们参与进来？现有的人才筛选机制中，高考是最重要的，高考将不同学习能力的人分流到不同的高校，接受进一步培养，那些分数更高的通常智商也更高，在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成绩的可能性也更大。
现实的情况是，根据中国校友会的调查报告，2000-2017年中国高考状元最青睐的本科专业是工商管理和经济学。麦克思研究院发布的《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》显示，2017年大学毕业生半年后从事职业前几名分别是：中小学教育、财务审计与统计、行政/后勤、金融。2015-2017年，“政府及公共管理”行业类就业的比例逐届增加。当高考状元和大学毕业生热衷于经管类专业和职业，青年人才希望进入政府部门而不是企业，希望从事行政工作而非技术部门、业务部门的工作，中国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。
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是人才的培养问题，也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。笔者认为，人才培养不仅在于学校，更在于社会，要想培养出杰出人才，不能仅靠学校，更要靠全社会。当一个个青年人走出校门，进入工作岗位后，刚开始满腔热情，后来遇到经济压力、家庭压力、社会压力或制度束缚，经过奋力抗争，发现无能为力时，梦想让位于现实，要么改变职业方向，要么分散注意力，在琐碎的工作和生活中消耗掉时间和精力。
职业不匹配、岗位不匹配或工作内容不匹配，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，都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。现实让很多潜在的大师成为普通的职工。回应“钱学森之问”，就是要创造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，让更多的青年人保持热情，单纯地从事某一细分领域，甘于坐冷板凳，甘于默默无闻的工作，经历长时间积累后取得重大成绩。
在研发资金方面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5年的0.57%，上升到2016年的2.11%。2015年中国的研发支出1.4万亿，已经仅次于美国，2016年达1.56万亿，这与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关，也彰显了中国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信心。
但是细分数据显示，1998年以来，基础研究的资金支出占所有研发支出的比例徘徊在5%左右，应用研究的资金支出占所有研发支出的比例从1998年的23%不断下降到2016年的10%，试验发展的资金支出占所有研发支出的比例从1998年的72%上升到2016年的84%。这表明研发资金更多用在技术创新的末端，在技术创新的前期投入上仍较薄弱。
好的方面是，在研发支出的主体上，政府资金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2年的31%不断下降到2016年的20%，企业资金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2年的55%上升到76%，表明技术创新的动能更多地转向企业，让企业在实践中寻找更好的创新路径。
制度层面，创新有风险，创新者的权益需要得到保障。除了给予基础研究一定补贴外，创新要靠各市场主体反复探索和试错，成功者获得合理的垄断利润。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，但是执行的难度大于立法的难度。各种抄袭、盗版、山寨品层出不穷，政府打假应接不暇，按起葫芦浮起瓢。并且这些产品价格低廉，受到不少民众欢迎，使制假造假者赚的盆满钵满，创新者利益受损，这是各类创新的最大阻力，也对技术创新形成极大伤害。完善知识产权保护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是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保障。
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正式制度，创新亦需要思想层面的非正式制度。创新就意味着有新想法、新实践。只有全社会从上到下包容新的想法和实践，人们才敢于大胆尝试，推陈出新。技术创新是个技术问题，更是个思想问题。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，全社会大兴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之风，各行业新气象不断涌现，创新成为潮流和时尚。今日之中国要加强技术创新，需继续解放思想，继续倡导宽松的思想氛围，让科研人员在争论中辨明真理，在思想碰撞中辨别方向。
另外，创新的过程可能非常艰苦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持续很长时间。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大忌。近年来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人们生活节奏加快，滋生了急于成名、急于暴富的现象，很多人愿意挣快钱，不愿意长时间做一件事情，工匠精神的缺失成为大面积现象，弘扬工匠精神已成为时代的呼唤。对于单个科研人员和普通职工，坚守工匠精神意味着工作更仔细、更严谨、更认真，可能开始时回报较少，但树立口碑后，有利于其取得更大成绩，科研人员和一线普通职工均需意识到工匠精神的长远意义，使工匠精神成为技术创新的土壤。
总体而言，“芯片难题”的表面是纯技术问题，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才和资金，因此背后是人才和资金的流向问题，而人才和资金的流向受薪资待遇、机会成本、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，因此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解决“芯片难题”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不能靠一人之力，也超出了一个公司的能力范围，而要靠数百万科研人员和成千上万家公司的共同努力。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即提出“科教兴国”战略，即使在1972年那样经济条件有限的年代，周总理也要求加强基础科学研究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强技术创新的力度也越来越大。
时至今日，中国技术创新的成就斐然，然而仍存在诸多短板。加强技术创新，既需要增加人员的投入、资金的投入，也需要在制度层面提供保障，在思想层面释放活力，引导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技术创新活动，践行工匠精神，积少成多，厚积薄发。